第十八章 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（9 / 20）

讥笑行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才能人统统推举出来，不得有所遗漏，语气恳切，态度坚决，充分表露出求贤若渴、迫不及待心情。

综观三道求贤令，内容次比次具体、深刻，问题提得次比次尖锐，心情也次比次迫切。其原因，在于曹操年纪越来越大，而吴、蜀力量却越来越强，主观上想尽快完成统大业，客观上完成统大业难度却空前增加，因此对人才需求也就更加迫切。但另方面，经过魏、蜀、吴三方多方搜求，由于战争摧残，人才发现和罗致反不如逐鹿中原时期那容易。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再下令办法，来敦促人事主管部门、乃至所有部属尽力发现人才、举荐人才，特别是发现、举荐那些以前因有这样那样毛病而被弃置不用，或仍然隐身民间未被发现人才。其目在于最大限度地开辟人才资源，以满足对于人才不断扩大需求。

三道求贤令核心都是“唯才是举”，即不管其德行如何，只要有才能就律加以任用，这在当时是具有反传统意义。两汉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，极力提倡封建礼教，形成套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道德观，而且把这定为选用官吏重要标准。汉代不少皇帝下诏举士，都非常重视仁孝。如宣帝强调“孝弟有行义”，哀帝强调“孝弟淳厚”，章帝强调“孝行为首”，桓帝强调“至孝笃行”，没有个讲“唯才是举”，更没有讲“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”人也要“勿有所遣”。选拔人才地方推举，评论人物清议，也都以“经明行修”，即熟悉儒家经典，道德行为、生活作风没有毛病作为考察重点，并设有察举孝廉和举贤良方正科目，作为儒生仕进阶梯。这种选拔制度在黄巾起义前直严格地推行着，延熹八年（165），即曹操十岁这年，桓帝诏公卿、校尉举贤良方正，次年又诏公卿、校尉、郡国举至孝，第三年又诏公卿、校尉举贤良方正，可见统治者对具有所谓德行人才是十分重视。

选拔人才只重视所谓德行，其弊病是显而易见。按照这种选拔标准，地主官僚子弟只要通经，只要有忠孝仁义虚名，不管其有无实际才能，经过察举和征辟，都能做官，反之则无法得到仕进机会。东汉以后，察举制度日趋腐败，所谓仁孝道德更是空有其名，以至在桓帝、灵帝时期出现“举秀才，不知书。察孝廉，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”（葛洪《抱朴子·外篇·审举》引时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