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哪个旅游公司?帮你打电话问问。”接着她帮打电话,然后告诉,旅游公司人已经下班。“他们明早八点上班,那
“也许是有人偷走它。”说。
“不会是你落在什地方?”姑娘问。
“不,记得很清楚。也许是有人偷走它。”说。
“你四处都找过?”
“找过。对不起,这个相机对来说很重要,定不能丢它。”
另个女孩洗漱归来。
“相机不见。”于是又说遍。
“不会吧?”
“真……刚刚有人进来过吗?”
“不知道,刚出去。”
糟糕到现在这种地步,当回忆是否把它落在大巴车上时,大脑片空白。伦理学判断告诉,应该不会丢在大巴上,因为直到旁边同行者下车之前,都把它连同装它包牢牢抓在手里。
那,会是有人拿走它吗?
从进门到第二次进门,只有短短两三分钟,房间有门卡,如果有,就只可能是在屋里两个女孩。但又从国际伦理学判断出发——
同是天涯沦落人,国际背包客不会做这种事吧?
“相机不见。”和房间内那唯女孩说。
“嘿,嘿,听着,”她睁大眼睛看着,“先别着急。跟你说,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人偷东西事情。”
你当然这说啦,先把青旅责任撇干净!
“是说,至少在这里从没听过。实际上,从小到大从没听过谁会偷东西。们不偷东西。”她非常笃定地告诉。
本来还有点儿相信她,她这说就——你指望让个中国人相信另个国家人说,他们那儿没人偷东西?如果是在法国还相信,那里坏人般只抢不偷。对整个西方国家罪犯来说,偷这门活计都过于精细。
“好吧。”既然她已经说到这个地步,不得不也让步,“那也可能是落在旅游公司大巴上。”
“也不确定。”先前女孩补充道。
“那好吧,再找找。”说。
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绝望,然后下楼去找前台。那是个很漂亮金发姑娘,像天使。
“相机丢,不知道怎办。”没有说这件事来龙去脉,而是明确表达心理诉求。不是为获取她同情,而是真紧张到语音颤抖。
“丢?”姑娘说。
“真?”
“真。”
“你是不是把它放错地方?再找找。”
“找过,哪儿都没有。”
她沉默。也觉得她仁至义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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