哥哥说：“没摘。你那时正臭美，哪里舍得摘。”
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年轻时臭美的很多事都记得，却唯独忘了这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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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不得从哪年开始，叔叔说话的语风语调似乎就变了。到了八十年代末期，我还苦苦地在那条文学的羊肠小道上求索。村里同龄的姐妹都出嫁了，乡邻们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复杂，而父母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悲伤。自贡哥哥和他的两个妹妹，大学毕业以后都参加了工作。大妹海棠跟我联系得多些，曾经带了男朋友
的地方隐忍了这么多年。我悄悄跟婶婶换了下位，别说几十年，我大概一年都很难坚持。
有爱情也不行。
我们回来的那个早晨，家里的母鸡忽然下了一只蛋，婶婶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，非得把这只鸡蛋吃了才行。灶下烧着火，鸡蛋打在了碗里，上了蒸锅。我们急着赶路，婶婶急着把这只蛋羹蒸熟，可越着急蛋羹越不熟。婶婶不时打开锅来看，那只碗里总是稀拉逛汤。最后我也没能把蛋羹吃到嘴里。婶婶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外，嘴里还在说，再等一会儿就好了。
远远离开了那个村庄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没想到叔叔家的日子这样艰难，我们家费尽心力帮了他们这么多年，原来什么问题也没解决。自贡哥的神情里有了自卑，我无意中看懂了那种自卑，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我想是不是我的炫耀和张扬伤害了这个青年。那个陪我在山上玩了十几天的漂亮男孩，因为自卑而变得形象模糊。
我不愿意他这样。
事隔多年又想起那只鸡蛋，水煮，油煎，都比蒸蛋羹好熟。我没有吃到婶婶的那份心意，在我，是件值得庆幸的事。因为我看见了门帘后面那张眼巴巴的面孔，那是自奋，最小的兄弟。
我所有的关于这次苦梨峪之行的记忆，到这里戛然而止。有一次我跟哥哥偶然聊起这件事，我说：“那次给叔叔家去送粮食，怎么去的我有印象，怎么回来的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。”哥哥说：“我有。自贡不知从哪里借了辆自行车，我们出村才发现他跟了上来，然后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山，来到了遵化县城。我们在那里打尖，几个毛头小子总对你指指点点，我们以为他们不怀好意，自贡撸胳膊挽袖子要跟人家动武。后来才弄清楚，你的长头发上系了条花手绢，人家觉得你洋气，是在看稀奇。我们和自贡分手时，自贡嘱咐你把手绢摘下来，免得路上再有麻烦。”
我难以置信：“这样重要的事我怎么连一点印象都没有。”
哥哥说：“谁知道你都记住了些什么。”
我说：“我把手绢摘了么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