约瑟夫和安布罗斯决定回到马车上驾车回家，这时候，两人甚至都没有看彼此一眼。他们离开以后，父亲走向了牲口棚，格尔达则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四处看了看。她想知道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风势又大了起来，冰晶刺痛了她的脸。
那天晚上，她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。她掀开毯子，冬日的寒气袭来，仿佛在惩罚她。她想起了那个年轻人，他抽打着沃格尔的马大喊着：“我要去杀几个德国佬！”脑海里同时出现的还有那名行李搬运工残缺的双耳。她躺在床上，睡意全无，试着弄明白哪些是现实，哪些是梦魇。一想到自己是孤身一人带着男孩们上的火车，她就觉得毛骨悚然。她抓起毯子重新裹在身上，然后从黑暗的卧室溜到了厨房里。人生在世，仅此一遭，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这辈子该
样的战争，她都希望他们能站在她这一边。
安布罗斯重新戴上帽子，说道：“你终于回家了。”明明是在问话，可用的却是陈述语气。一整个礼拜以来，几乎每次与家人和邻居聊天时，格尔达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。
“是啊，”格尔达说，“就待一个礼拜。”两位伯伯点点头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靴子。“你们想进来坐会儿吗？我们煮好了咖啡，凯瑟琳也做好了蛋糕，正放在靠墙的那张桌子上晾着。”
“在你回家途中，”约瑟夫回答道，“火车上出了些事。”他再一次用陈述表达了疑问，难怪年少时跟他们交流起来总是特别费劲。她觉得自己说话，就像摆积木一样，她把积木摆了出来，却不料中间硬是挤进了他们的一个个陈述句。
“是的，”她把披肩裹得更紧了，此时，她真希望自己能穿着埃尔莎姨妈的外套，而不是如此随意地披着这条薄薄的织物，“你们知道后来那男人怎么样了吗？就是被丢下火车的那个男人。”
安布罗斯伸长了脖子，揉了揉下巴：“他是个德国人，这是你说的吧。”
“这话是他们说的，”她答道，“那些把他丢下火车的人。”
“车上还有别的德国人，”约瑟夫补充道，“除了那个男人以外。”
格尔达想知道他指的是不是她和她的孩子们，还有他指出这一点到底有何用意。
“内布拉斯加州到处都是德国人。”父亲大声说道。他是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那个，比另外两个至少小十五岁；当着他们的面，格尔达看得出来，家里面还是讲究长幼尊卑的。站在两位伯伯旁边的父亲看起来确实年轻一些，尽管几十年已经过去了，但他还是两位伯伯的小弟弟。在他说完那句话以后，大家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